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行政法、港澳基本法、廉政理论与实践。

将律师职业组织为一种管理性职业就意味着政治工作不再属于律师处理的范畴。事实上，文明本身即源于教育，一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观终究取决于教育和文明的塑造。

也许中国的法律教育既不应该完全司法化，也不能彻底政治化，而是根据法律的双重性质区分不同类型的法律教育——应当使律师通过法学院获得法律职业教育，党员干部通过党校来获得系统的政治决策教育。在中国的制度下——主权权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权力的化身——行政与政治被区分开，而法律的运作也反映了这种分权模式。众所周知，共产主义是来自欧洲的政治哲学，共产党也是源自近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如果我们只看历史与传统，那么共产党对于中国而言显然是现代的舶来之物。事实上，美国民众当前享有的公民权益保护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国20世纪的民权运动，而非美国宪法的直接产物。从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到21世纪新的全球化制度之崛起之间，旧制度被逐个推翻，国家体系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现代国家体系又在21世纪受到全球化的冲击。

[11]强世功还分析了德勒兹关于配置（dispositif）的见解，即将整体社会机器制度化，并将纪律性机制与权力—知识体系联系起来，使其在内部为机构（例如国家）、外部为社会关系提供连贯性与一致性。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1999。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承古老历史传统并加以创新，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探索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对全人类有所贡献的宪政道路。

[23]参见《政治与法律评论》编辑部：《从文明自觉到体制自觉》，载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6]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苏力担心自己被法学界指责为政治上不正确。根据亨廷顿的研究，欧洲国家将主权作为组织国家宪政体制的核心，从而进入了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而美国却摒弃了这种现代的主权概念，反而坚持欧洲中世纪的宪法或根本法概念，由此发展出第一部成文宪法。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不管你是否愿意，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与自己的国家建立了内在的紧密关联。

启蒙思想家以国家为研究单元，把宪政理解为如何在一个国家内部组织权力关系的技艺，但是如果我们把国际社会作为研究单元，那么对宪政的理解就会有不同。从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看，共产主义思想乃是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左翼思想的延伸，是在基督教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上用世界历史的观念来填补了救赎神学的内在追求。

陈端洪教授试图用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和宪定权（constitutional power）来区分党的权力与宪法中国家机关的权力，从而将党看作是人民制宪权的常在机构。[23]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人要经历第二次启蒙。在我看来，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仅仅从宪法文本出发关注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司法机关等，而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政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因为党的权力不仅是作为制宪权的常设机构来监督宪法或落实宪法，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决策组织而存在于日常政治活动中。

[5]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徐斌：《自然的抑或政治的法：美国现代司法审查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就宪政问题而言，他更多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我更多关注美国宪政问题和中国宪政问题。[17]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9章，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我们在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过程中，需要认认真真向美国学习。

[13] 白轲教授和我的学术背景不同，思考的问题也有所不同。英国君主制从早期依法统治的立宪君主发展为后来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然而美国的总统制恰恰是继承了英国早期依法而治的君主，从而发展出一种选举的君主制，以至于亨廷顿认为美国仍然拥有一位国王，而英国仅仅保有一顶王冠。

[14]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第24页。在宪法学中，党不是作为主权者来对待，而是放在政党制度中加以一般表述。

一方面，福柯的知识—权力观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理论中的种种意识形态话语保持警惕，其中就包括法学界颇为流行的宪政话语和法治话语。比如，备受关注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橡皮图章问题，如果将党章的规定与宪法的规定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5]由此，无论是思考美国的宪政问题，还是思考中国宪政问题，首先需要从关注主权这个问题出发，宪政秩序其实是主权安排和运作的秩序。也由于此，中国法律人最喜欢美国的沃伦法院时期的民权革命，而不知道对于漫长的美国司法传统而言，沃伦法院的激进革命并非美国司法传统的常态，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态。尤其在霍布斯式的国际关系处于战争状态的背景下，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必然会由于主权与主权的关系而产生内在的关联。换句话说，一旦中国共产党不再保持思想路线、价值追求、工作作风和道德伦理的先进性，不再以为人民服务和天下为公作为行动的准则，那么中国目前的宪政秩序必然由此而瓦解。

正因为如此，从宪政秩序建构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需要保留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的理念，另一方面需要继承古典的天子理念，秉持天下为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不同的社会成员凝聚为一党，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基于私人利益而自然地形成多党，通过多党的竞争来附带地产生公共利益。这个问题应当类似处理军队问题那样，让党与国家高度结合，即可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下同时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因此，无论共产党的中国化，还是普遍宪政理念的中国化，都需要将西方现代宪政的理念与中国历史传统进行一种新的相互阐释和相互发明，从而用现代西方宪政理念来激活中国古典的宪政思想。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

由此，中国要落实宪政，不可能照搬照抄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而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宪政体制来落实宪政，探索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民族实现这些现代价值的途径必然与其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特定的历史处境以及在全球格局中所处的地位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价值，不论这些价值意味着好坏，进入现代社会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宿命。[11]   二、回应 在我写作《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时，我并不知道白轲教授的研究，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4]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如果连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宪政秩序运作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无论谈宪法改革，还是谈宪法革命，都会变成危险的盲目冲动。目前，学者们往往关注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与救亡主题之间的内在张力，但不能因此忽略二者内在的一致性，即启蒙原本是作为救亡的手段而出现的。

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乃是普适的，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和每个文明追求实现这些普适价值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依然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建构强大的国家主权依然是保障每个公民享有公民权利的前提条件。

[8]王绍光等：《共和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1期。这就意味着中国人需要在全球西方化的时代中保持文化自觉和文明自觉，进而把这种文明和文化转化为制度，发展为一种制度自觉或体制自觉。

在一个理性化现代社会，法家思想而非儒家思想，更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要求，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就特别看重春秋时期法家思想的理性化要素。而中国人近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这些普适价值的独特道路选择。

其中，苏力特别提到，从正面来讨论党与司法的关系，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就研究宪法而言，抽象的政治哲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乃是历史感和现实感。[7]苏力针对弗兰克?阿帕汉批评没有分析党对司法的干预和影响，特别写了文章进行回应。在整个法学研究中，很少研究中国共产党。

只有解决这些更为基本的问题，才能为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扫清思想上的障碍。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法律人既然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并由此捍卫法律的权威，那么，法律人就应当自觉地避免卷入到道德问题中。在我自己的研究之中，法治不过是一个精巧的现代治理技术，[16]假如要说宪政的话，宪政也不过是协调现代精英与大众的一种权力关系安排。

[9]围绕这个问题，陈端洪写作了一系列论文，后来收入到《制宪权与根本法》[10]一书中。而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基于对现代历史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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